流动者会议|策展札记:四处传来人们不停流动的消息


今年7月当我开始着手准备这个展览的时候,想谈的问题是隐形控制下的流动性这个话题,当我在为引入这个议题寻找一个合适的角度的时候,想到了“不稳定阶级”(Precariat)。Precariat是由Precarious(不稳定)和Proletariat(无产阶级)两个词组合而来的“不稳定的无产阶级”,指无保障的,且没有组织起来的,分布在各种不同行业中的劳动者。上世纪60年代它曾是一些社会运动参与者引以为傲的身份——将“不稳定”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作为对稳定的社会系统的反抗。而这个词在2000年之后被广泛介绍到英语世界,如今英国社会“第七阶级”,即最底层。在这个过程中,“不稳定阶级”内涵的改变和后福特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不稳定”在今天不再是一种宣言,而是一个被制度权力所设计、构建起来的状态。对不稳定阶级来说,精密而复杂的制度设计和信息不对称使他们随时都可能面临紧急状态,而对制度本身来说这恰恰是一种常态。


在展览中,我借由Antonio Negri将不稳定工人和艺术家这两种身份联系在一起,并通过中文和英文题目的区别关联了两个形象:不稳定阶级和流动者。从某个角度上说,不稳定阶级=流动者,因为他们日常面临的紧急情况都使得他们不断进行着被动的流动,成为“流动人口”或“都市流民”;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流动者不完全等于不稳定阶级,我希望在展览中将不稳定阶级这个分裂而模糊的集体形象化为一个个不同的个体、个案,去讨论如何创造新的流动,主动出击的流动。


在这里我想从展厅内的第一件作品入手展开讨论。Haig Aivazian在他的装置1440 Sunsets per 24 Hours (“每24小时中的1440次日落”)和电影How Great You are O Son of Desert !(“你多伟大啊沙漠之子!”)中,讨论了城市空间照明和监控系统在社会空间尤其是体育馆中的运用,并在他的视听演讲World/ Anti World: on Seeing Double(“世界/反世界:双重视角”)中深入分析法兰西体育馆这一“技术装置”和发生在其周边的恐怖袭击事件,尖锐地点出了三重联系:“警用控制面板摄像机、军用头盔摄像机、体育相机。贫民窟、战场、体育场。技术工具不仅支持法律,又由法律支持,进一步踏入执法、军事介入及体育比赛的空间”,进而考察这些合法技术凝视所创造的地域、主体与历史。


相似的视点也出现在佩恩恩的项目“赖克”中。“赖克”所考察的目标更接近于市场营销中的技术问题,同时将非洲贫民和耐克(Nike)的马拉松明星联系在一起,通过一个虚假而挑衅的品牌“赖克”批判贫困消费、品牌神话的同时也引出关于身份问题的讨论。Haig Aivazian在他的电影中也通过齐达内将“足球明星-问题青年-恐怖分子”三种身份进行了关联。关于不稳定阶级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身份问题。其一,这个阶层内部的社会分工非常多元化;另一方面,对移民和非法移民来说,它是“劳动力规则的严格压迫形式”。但是,正如Aivazian和佩恩恩的作品所揭示的那样,不稳定阶级的个体身份实际上也是处于不断转化中的不稳定身份,他们可能是地理空间上的“流动者”,也可能是不同身份之间“流动者”。我并不认为“不稳定知识分子”或作为艺术家的“不稳定工作者”所面临的现实的严酷性不及移民和非法移民,事实上,他们所面对的是类似甚至相同的问题。展览也试图揭开这一层关联,在不稳定身份和不稳定空间之间搭建对话。比较明显的例子是由李山(Alessandro Rolandi)发起的“社会敏感性研发部”,作为一个跨国企业中的艺术部门,它的存在本身就在为艺术家与工人、个人与机构、生产者与生产关系提供对话的机会。而马永峰发起“游击寄居症+未剪辑”项目,则位于美术馆户外,连接了明当代美术馆及其所处的周边环境:已建设完成的住宅小区和正在施工的工地等截然不同的社会空间。它同时也对照着展览涉及的一系列地理空间:水位大幅下降的帕茨夸罗湖、塔克拉玛干沙漠、鲁迅公园、长城、前南斯拉夫庆典活动的体育场、广州小北的贸易市场、全世界一个又一个流水线,以及集装箱里这些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货物,它们随着货轮漂流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作为商店里的一双鞋、旅游景点的一个纪念品、城市街道上的一盏灯,或者,一个摄像头。


“流动者会议”并不随着展览的结束而完结,流动者的会议、对抗、冲突、对话、磋商会一直在社会空间、在我们之间进行下去。我想在这里引用Thomas Hirscchorn的一句话:“艺术必须用一种属于它的形式对抗它所处的世界。”我们别无他法,除了将自己扔在现实面前并从不停止自己的工作。




分享到: